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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于 2022年1月24日 被检测为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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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一篇 我念过的各种《英国文学史》
恢复高考后我读英语专业，自然必读英国文学史。但竟然发现中国出版的英国文学史不是中国人写的，也不是英美人作者写的，而是苏联人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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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丨毕冰宾：1977年后高校念什么英语课本
本文作者
毕冰宾，笔名黑马，1960年生于保定市。翻译/作家。河北大学外文系77级本科、福建师范大学外文系81级研究生，文学硕士。英国诺丁汉大学劳伦斯研究中心访问学者；美国勒迪希国际写作之家访问作家。出版劳伦斯作品译文十余种，出版《混在北京》《孽缘千里》等长篇小说及散文随笔集多部。《混在北京》改编成同名电影后获第19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故事片奖。
1977年高考后
念什么英语课本
作者：毕冰宾
恢复高考第一年，冬天我们参加了热血沸腾的高考，很多本该十年前就上大学这才在30岁上圆梦。还有很多失学去了农村当农民的，也是熬出来了，所以一说恢复高考，那是改变命运的大考，十分激动。不过现在看我们那年的考试标准是有点可笑的。十年大学停止招生，中小学从1969年开始“复课闹革命”，上课基本就是凑合。
还有挖防空洞和野营拉练，不断去工厂农村劳作，所以那时的课本是十分简化的。记得每次考试我都是花二三十分钟就完成卷子，成绩也总能名列前三，不禁洋洋得意。我的班主任就瞪着眼睛说：“别骄傲了，你这样的成绩，在过去也仅仅算个中等，最多考个中专。”听后我不服气，便就找来以前的数学课本和俄语课本来看，一看果然水很深，吃力得很。
但那个年代大家都没有学习压力，知道中学混五年早晚是要上山下乡的，所以我明知自己是混，但也不觉得惭愧，因为自己毕竟还是“名列前茅”的。而且我这个中等生水平的成绩也竟然在没有复习准备的情况下就考上了大学，总分还不低，就说明了那次考题的容易，更说明了十年中坚持学习的人不多，因为这样的考题居然很多人都不会做，录取率只4%，具体到招生少考生多的文科，录取率据说只是1.5%。
考虑到考生的实际水平，非外语类考生干脆免考外语。免考外语，对今天的学生来说那是多大的福利啊！后面还有，我们之后的1978年开始，外语类考生干脆免考数学。都免考了好几年。这福利也是现在学生做梦都想要的吧。
我中学念的是俄语，高中毕业应该念完十册课本，但我们只学完了六册初中课本，因为那个时期学生学外语没有动力，俄语又难学，如果让大多数人能及格，就根本学不完十册。所以我是以六册的俄语底子考的大学，可想而知考试题目不会太难。
有趣的是，高考时我阴差阳错考了俄语却被“调剂”到英语专业。拿到的课本印刷粗糙不算，句子居然和初中课本差不多。
一段短课文的内容是：“这是一张地图，一张中国地图。请看中间的红星，那是北京。”原来这是前几年的工农兵学员用的课本，他们当中很多人没有英语基础，所以启蒙课本就这么简单。这对我这个连英文字母都不会的人当扫盲课本倒很合适。
但对考英语高分进来的同学就很小儿科，他们为此抗议说上大学等于浪费青春。于是系里很快就给大家换课本，换的是以前的大学课本如许国璋英语多少册。但用现在的眼光衡量那种课本也是比较简单的。记得有一课是马克·吐温的短篇小说选段，很简单，是儿童小说，但还算有趣，讲孩子们怎么粉刷墙壁。
没想到这样的课本竟然一用好几年不变。毕业后我读研究生做教学实习，给大二（八〇级）上英语课，碰巧教的又是这一课，带着学生们蹦蹦跳跳排练刷墙的话剧。足见那时教材的呆板与刷新之缓慢。
还好很快就开始改革开放了，大家不因循守旧死学旧课本了，开始学英国的《灵格风》课程和美国的《英语900句》，各显其能找来很多国外的教材，英文程度高的同学干脆直接读英文小说了。
听力和口语练习的教材没什么新意，我们干脆大量时间抱着收音机听英美电台短波广播，边听边跟读，听完根据记忆查字典，互相交流收听的内容，这等于是活教材。头几年的大学竟然是这样在混乱中匆匆忙忙摸石头过河赶过来的，直到上了大四的时候才完全用上英美国家的教材。时代不同了，不能用现在的标准看四十年前，觉得那是什么人编的神话，但想想四十年前我们就那么一穷二白地学英语，居然也学出来了，不能不说是神话。老书我还留着几本忆苦思甜用哈。
作者：毕冰宾
一战前，英国的出租图书馆基本决定了出版社对选题的取舍。图为穆迪图书馆的场景
1977年恢复高考后上大学读英语专业，可教材还得用1966年停止高考前的旧书。竟然发现中国出版的权威英国文学史不是中国人写的，也不是英国或美国人写的，而是苏联人写的，由中山大学教授戴镏龄主持翻译的。多少年后我采访戴老，他说是1950年代“一边倒”，他们这些留学英美的学者都被要求专门花时间学习俄文，学习苏联的文学研究方法，学习的结果之一是几个人合作翻译了这本《英国文学史纲》（阿尼克斯特著）。
这书一直用到文革前，而文革后我们进大学自然也只能读这本翻译过来的文学史了，那是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的再版书，老封面，史纲的纲还是繁体字綱。原书名的俄文就是“史”，中文为什么翻译成“史纲”，不得其解，估计还是觉得这本史写得算是“提纲挈领”的那种吧。
但是英文专业的人用翻译成中文的苏联版英国文学史总令人觉得隔靴搔痒，也不甘心。于是我们总算读到了纯英文的英国文学史，这次是美国人William J. Long 所著的版本，是从我们的外文书店后门进去的“内部书店”里买的影印本。因为版权问题我们不能正式出版很多外文书，就靠这种办法满足读者。那位以给高中学生编书著名的作者写的教科书书还是相对简单了些，于是我们那位1950年代留美回来的老师就推荐了《人民的英国史》给我们作为辅助教材来读。
现在看，这两本书一起学，倒有点“语境英国文学史”的读法了。这次上网查那作者的背景，方知人家是老牌的英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写了很多人民的这人民的那之类的普及读物，开启英国人民的觉悟，可谓鞠躬尽瘁也。
1970年代末有一位河南师范大学的中年教师刘炳善写了一本英文的《英国文学简史》，可以说是中国人用英文写的第一部，曾风靡各校英文专业。但毕竟是出自实用的教学目的教材类写法，读了感觉不佳，就没再细读。后来很多年方读到刘先生翻译的古典英国散文，文笔老道，字字珠玑，勘称大家。
后来读研究生，就不读文学史类的书了，但看到有新书出来还是会买，就买了一套四本的皇皇巨制《英国文学史》，人民文学版，却还是从俄语翻译过来的，原著是苏联科学院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编的，1958年版，不知道中国学者们翻译了多少年才在1983年得以出版。那套书一共10多元，花去我三分之一的月助学金，我还是很舍得。
没有注意到的是，就在我上研究生的1982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南京大学陈嘉教授所著的四卷本英文版《英国文学史》，还配有一套英文的英国文学选读，成为很多高校的英语文学专业教材。这次写此文是负责的编辑提醒我我才发现这些年竟然不知道这套大作，应该为此惭愧。
一直到1996年前后才读到了王佐良先生独立撰写的单卷本《英国文学史》和王佐良、周珏良主编，大批北京外语学院教师参与编写的五卷本《英国文学史》。（那套书我没全读，只读了劳伦斯部分，发现这一部分难脱编译窠臼）王佐良先生还同时推出自己独自撰写的《英国诗史》。这个结果确实来之不易。
说到我自己，在1980年代还差点促成了另一部苏联学者所著的单卷本《英国文学史》的翻译出版。我因为翻译了苏联学者米哈尔斯卡娅的《1920-1930年代英国小说的发展道路》中的劳伦斯论述部分，作者就送我一本她丈夫米哈尔科夫所著的单卷本《英国文学史》。我抽看了里面的劳伦斯部分，发现其看待劳伦斯的角度是我们当时所不具备的辩证角度，就请人写了选题审读意见，把它列入了我所组稿的一套给青年学生读的《外国文学史话》丛书中。但那时正赶上1980年代末的混乱时期，这类文学史教育类的书征订不上印数来，书稿请一位俄语教授翻译好了却只能以千字3元的稿酬标准退稿，很是遗憾。
这些就是我读过的一些叫英国文学史的书。直到现在我才真正读一本英国人写的英国文学史，可是它已经叫《语境英国文学史》了。编撰者是我的英国师兄，得到赠书，方知文学史写法早就偏重语境了，很是客观。
英国学者保罗· 波普洛斯基（Paul Poplawski）主编的《语境英国文学史》（English Literature in Conte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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